父亲生于1926 年，卒于1989年，有着42年党龄。他没上过学，但识字不少；话语不多，但总能说到问题的点子上。记得小时候，村里总有左邻右舍的碰到这事那事的来找他拉拉家常、打打谱。我小时候从父亲的口述中知道了他作为民兵，参加了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伤员的抬担架救治工作，并在那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    前排左一为作者的父亲，后排左一为作者本人

    从我懵懂的记忆和母亲的唠叨中，我知道父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游过街，受过“造反派”的身心折磨，被逼拖家带口去闯过“关东”。但他始终没有泯灭对党的执着，他说：“我相信党会给我清白的”。

    “文化大革命”过后，父亲得到了平反，担任了生产队长。人民公社时期，自然村是以生产队为单元，社员分配到的口粮、钱财、柴草等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，每个生产队是不一样的，社员的穷富就看队长的能耐了，队长就是这个生产队的“致富带头人”。依稀记得，小时候母亲说我跑得快，经常让我去坡里吆喝提着“ 罩子灯”、挽着裤腿子在浇麦子的父亲回家吃晚饭的情景，为此，饭桌上母亲常唠叨他要按时回家吃饭。他早出晚归已是我以为的常态。经常当我早上睡醒后，父亲已经从他关心的坡里转悠回来了。

    我记得，那时候生产队社员下坡干活，早上常集中到比较宽敞的固定地点由队长分派一天的农活，场地上有棵老树，树上挂着一个帽子形的铁钟，敲打挂在老树上的铁钟做为早上集合的信号，招呼全体社员到场分配这一天的工作。父亲就是那个敲钟人。

    印象中，很多事父亲都听母亲的，很少见过两个人红脸。但唯一一次吵得很凶，那是在 1972 年过了年没多久，那年我8岁，是因为村里要我们队派出一个“识字班”到供销社粮管所工作，已经 18 岁在生产队务农的姐姐听到消息后，眉飞色舞，说话的语气也跟平常不一样了，关系不错的小伙伴听说后也进进出出地来我家找姐姐玩，似乎是来给姐姐“送行”，不大的我也觉得姐姐“志在必得”，话语间就连母亲也“心知肚明”，姐姐不用“下庄户”了。当晚收工回家后，父亲说让另一个女孩去的时候，姐姐一听，霎时吃惊地问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去！”期待的眼睛立刻蒙满了泪水，抹着眼泪快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母亲一听声调陡然变高：“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闺女去？”父亲只说：“人家在生产队表现得更好，等着再有机会就让闺女去”。母亲粗说细说也没能改变父亲的主意。我只记得那顿晚饭全家人只有我吃得安顿，因为我还不大明白争吵结果的改变会给姐姐的命运带来什么。

    时间转到1974年的秋季，村里小学需要一名代课老师，派人的任务又落在了我们生产队，具有初中学历，并写一手好字的大哥应该是不二人选，大哥也很有这个意愿，母亲这次跟父亲商议说：“让老大去吧。”父亲说：“老大是副队长，他得在生产队里领着干活。”母亲再也没说什么，因为她知道说多了没有用。大哥的教师梦也就此破灭了。

    看来我觉得父亲很听母亲的话是表面现象，“大事”上母亲还是左右不了的。这可能就是母亲对父亲“原则”的一种理解吧。

    到现在为止，这些真实的事件成了我们姊妹聚会时常常聊起父亲的话题，并经常当故事讲给我们的孩子们听。

    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们兄弟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各自工作岗 位上不骄不躁，踏实工作；在生活上艰苦朴素，不攀不比；在社会上谦虚谨慎，低调做人。并教育后代传承着父亲留给我们的先人后己的优良作风。